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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安排，新增债务限额全部为专项债务限额，一次报批，分3年实施，2024年至2026年每年2万亿元。同时，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从2024年开始，我国将连续5年每年从新增地方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股票杠杆交易平台排名，专门用于化债，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元。再加上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6万亿元债务限额，直接增加地方化债资源10万亿元。
陆铭（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当前，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地提高，推进新型城镇化既能拉动更有效的投资，也能够拉动居民消费，成为兼顾经济增长、改善就业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政策取向。与此同时，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在大国空间思维下，为不同地区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找到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经济角色。
新型城镇化的增长空间
随着经济逐步进入后工业阶段，服务业的发展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一方面，需要发展生产型服务业，用研发、设计等为制造业赋能，以提高制造业的生产率；另一方面，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后，不断增加的消费也越来越集中在服务业。从我国生产能力的角度来讲，制造业的供给能力非常强大，但服务业的发展仍存在短板。
从改善就业的角度而言，长期以来，依赖于制造业，依赖于大规模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制造业（尤其是资本密集度高的行业），劳动收入占比较低；二是随着机器逐渐替代劳动力，制造业创造的就业会逐渐减少。因此，从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的角度看，也必须通过发展服务业，来促进经济增长和拉动就业、提升收入。
服务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人口密度、人口规模以及人口流量。而城镇化会带来人口的集中，具体而言，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中，从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因此，城镇化就成为兼顾经济增长、改善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政策取向。
当前，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约为66%（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约为48%），按照发达国家可以达到的85%的城镇化率水平来看，我们仍然有大约2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又可以使得城镇人口每年增长超过1000多万，其中只要有一半转化为劳动力，那就可以持续增加城镇地区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供给。因此，提高劳动力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也能极大缓解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压力。
我们强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因为过去的城镇化相对来说更注重于“物”（如基础设施、房地产）的投资。现在这些投资显现出了一些问题：第一，从总量上来看可能过剩，出现投资回报率降低的现象；第二，随着空间格局的分化，以往对“物”的投资出现空间上的错配，在一些人口流出的地区投资过多，而在一些人口流入的地区投资不够。因此，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更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要顺应人口流动的趋势进行投资。需要看到，在人口流入的地方，未来仍会存在人口持续长期增长的趋势，这是客观规律。即便是一些发达国家，在城镇化率已经达到85%甚至90%的阶段后，人口向大城市及周围都市圈地区集中的趋势仍然没有发生改变。因此，在人口流入地会产生巨大的住房需求，以及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公共服务需求，只有顺应人口流动的趋势进行投资，才能够同时实现投资的可持续性、拉动经济增长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几个目标。而在人口流出地，则要相应地做减量规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二，“以人为本”就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对服务业的需求随之提升，因此需要解决当前出现的结构性矛盾，也即部分制造业产能过剩，而服务业还存在大量的供给侧短板，要顺应需求去加大服务业投资。
第三，需要加快外来人口市民化。在一些人口流入多的大城市，需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加快积分落户、外来人口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改革举措。例如，对于大量集聚到城市从事服务业的外来人口，需要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特别是一些收入不太高的群体，需要由政府来提供公租房、廉租房；对外来人口子女教育问题，要有更多的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这样才能够使得外来人口为城市更好地做贡献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城市发展的成果。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不同人群的共同富裕。
城乡融合发展要有大国空间思维
传统上，我们容易把城乡融合发展的地理概念，理解为某一个地级市辖区内的城市和农村的融合发展。问题在于，在这个地理范围内去考虑城乡融合发展，空间上比较有限，也与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符。
实际上，当前中国有大量的农村转移人口不是在本地进城，而是跨地区进城，甚至是跨省进城。在人口流入的一些大城市，其大量的外来人口不是本地农民。这些外来人口虽然在大城市就业了，但往往受到户籍身份的限制，不能够公平地享受公共服务。与此同时，其在老家的土地出现了闲置。因此，不管是从人口的资源再配置，还是土地资源的再配置来看，城乡融合都不只是在本地这么一个小空间范围内的资源再配置。
此外，从经济发展的机会和城乡间地区间的分工角度来讲，如果仅在一个地级市的范围内去考虑城乡融合发展，似乎就是本地的农民和本地的城市居民之间相互的产业需求的问题，但实际上，一个地区的产业，要放到全国范围内，在统一大市场之下来看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和分工问题。
具体而言，靠近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其生产性服务业更多地服务于国际和国内的需求，更容易形成一个国际性的中心城市。其外围地区的中小城市，更可能会融入到国际化的产业分工体系中，与国际化大都市承载的现代服务业相配合，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外向型制造业。更外围的农村地区，由于处在一个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它的旅游文化休闲产业，更多地服务于城市群和都市圈内的需求。
地处内地的中心城市，如武汉、成都等，其产业更多地是服务于本地市场的或者全国的需求。其外围地区的中小城市，它的制造业要么更多地服务于国内需求、地区需求，外向性的特征会相对弱一点，要么是承担某种特殊的生产力的安排，比如国防军工等。更外围的地区，如果当地有很好的自然资源（如森林、矿产、光照等），或者有很好的旅游资源，那么当地的产业就不只是服务于本地的需求，而是服务于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国防安全，以及旅游文化的需要。
这个意义上的城乡融合发展，应该是在全国的大国视野之下，不同地区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按照自己比较优势进行分工的一种结果。
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统筹关系中，“人出来，钱进去”至关重要。所谓“人出来”，就是指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让人去选择能够最大化个人收入的地方。所谓“钱进去”，就是指在乡村振兴中，要有一些商业资本、技术，以及中央的或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投入到农村去，去发展当地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农业的规模经营、旅游产业等。
另外一种“钱进去”，是指去帮助当地提供公共服务。因为在人口从农村地区流出的漫长过程中，农村的留守人口需要有教育、养老和医疗服务。如何在人口流出的动态过程中进行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这是一个大课题。这既涉及到总量问题，也即由财政资金支撑的人均公共服务享有量和水平，在地区之间不要有太大差距，以实现某种公平性的发展。也需要考虑怎么在欠发达地区内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优化。在一些人口减少较为剧烈的地区，要推动公共服务的集中供应，一些学校集中提供以后，对于那些上学比较远的地方，要提供如校车、住宿等配套服务。
大城市要创新消费场景，用生活留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内需”列为2025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而城市是带动消费的主要空间。在服务业比重越来越高的阶段，人们对于服务消费的需求，需要在一个城市的人口密度比较高、人流量也比较大的地方才能形成集聚效应，才能满足人们对服务业的多样性和品质的需求。
这对我们城镇化的空间格局的变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大量服务业就业和服务业供给较多的中心城区，尤其是在那些人流量比较大的区位，需要增加服务业供给的场景，还要去改造线下服务业的体验性、互动性。随着一些线下活动被线上化，线下空间就应该更多地去考虑增加一些不能被线上化的互动性和体验感的改造，这会成为城市更新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不同能级的城市所承载的消费功能并不一样。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应该发挥消费中心城市的作用，发展一些需要有人口规模去支撑的新消费，如演唱会、音乐节、大型会展，以及一些不依赖特殊地理条件的大型体育活动（如球赛）等。一些商业活动，如餐饮、文化活动，大城市也可以提供更多的供给、更好的质量，以及更强的多样性。
如果一个城市能够打造很多吃喝玩乐的场所，让年轻人在吃喝玩乐的过程当中促进交流，实际上本身就有利于促进创新股票杠杆交易平台排名。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也具有生产性。所以，城市要通过生活来留人。以前我们讲到留人的时候，更强调用事业留人，用情感留人，实际上到了现代化阶段，面向未来城市的发展，要把城市的生活品质打造好，消费场景打造好，就有利于促进创新，吸引人才。